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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耻后勇、锐意改革
王争录 2017-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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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意改革的刘道玉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对武汉大学的创新发展作出了一系列杰出贡献: 创新了武汉大学的制度,改变了武汉大学科研落后的局面,充实了武汉大学的师资,增添了许多新专业及学院,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提高了武汉大学的国内国际地位。这些都是知耻后勇、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对武汉大学做出的杰出贡献。这些贡献,对我国高等院校的发展,对那些锐意高校改革的各级领导,都具有启示借鉴意义。


刘道玉是我国建国后培养出来最杰出的大学校长之一。他毕业武汉大学后留校,在 1966 年亲自参加高教部组织的直属院校科研成果中,看到自己的母校曾经被誉为民国“五大国立大学”之一的武汉大学落到倒数第二名。向来个性较强不服输的刘道玉当时受到极大的刺激,一种耻辱感顿然而生,并牢牢铭记于心。在 1977 年后在教育部任职期间,别人当着他的面谈到武汉大学这不行那不行时,一种知耻而后勇,要改变武汉大学落后局面,重振武汉大学名校之雄风的思想已经产生。1980 年离开京城回校担任学校领导尤其是后来成为武汉大学的校长后,他锐意改革、“十年雪耻”,努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因改革力度过大,不被当时的有关部门的上司所容,于 1988 年被免去校长职务。但是,他主政期间进行改革取得的成就,对武汉大学发展的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刘道玉老校长那个年代大刀阔斧的改革,就不会有武汉大学今天实力的如此强大。对于自己的母校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人,却在“百度百科”的“武汉大学”条目上没有功绩记载,这不能不说是一所学校的一种悲哀,也不能不说是我国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界的一种悲哀。因此,笔者就是要论述刘道玉对武汉大学所做的贡献,使得大家了解刘道玉、敬重刘道玉,使得各个大学的校长都学习刘道玉,去那样当大学校长。如果中国所有的大学校长都想刘道玉老校长那样,何愁中国大学办不好,何愁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下面,就具体论述刘道玉对武汉大学的贡献。


一、创新了武汉大学的制度

制度是干事情的保障,只有制度作保证,才有可能取得成就。但是一些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就变成了一种制约事物发展的障碍,这时就需要有远见卓识的人敢于打破这种制度的束缚,进行制度创新。“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 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2]这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对于教育界人士的评价。刘道玉就是这样一位在高校中敢于开辟、敢于创新的第一流人物。在他主政武汉大学期间,进行了大胆的制度开辟、创造。在刘道玉的提倡下,武大首先在物理系和历史系进行了“学分制”改革试验。经过 1981 年的试点与对比,发现学分制是很成功的。


从 1982 年起,武大在全校全面推行了学分制。这是当时我国高校中唯一经过试点后全面推广学分制的改革,在当时高校中引起不小的反应,可谓影响深远。刘道玉针对新中国建立后我国高等教育全盘“苏化”,导致专业划分过细,导致学生所学的在社会上不够用和用不上等问题,决定在武大试行“双学位”制度,即允许大学生在大学期间,除了学习本专业的课程外,还可以另外攻读一个学位的课程,获得两个学位。这样扩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增加了学生就业的机会及适应职业的能力。在实行“双学位”制度时,武大是非常重视加强对学生进行指导的,当时就编制了《教学指导书》,在书中明确要求实行“双学位”要做到关联性、互补性、实用性。这样,就能够避免学生盲目选学的问题。


刘道玉主政武汉大学时,打破了当时所有高校都没有打破的一个禁区———转学,实行“转学制度”。刘道玉之所以实行转学制度,源于他经常与学生之间零距离的沟通与互动。一次,一个生物系的学生给刘道玉写了一封信,表明了她不愿意做“任人宰割的兔子”,被“安排”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上的意见。这勾起了刘道玉对自己以前想去南京大学学习天文学,却被“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分到武汉大学学习化学的情况的回忆,心中非常难受,觉得这种行政安排、“目中无人”的教育制度太残忍了。他一贯认为,不尊重学生的兴趣,教育就是屠宰学生心灵的教育。于是,他就答应把这个学生转到她喜欢的院系。这样,武汉大学的“转学制度”开始实行了。这种充分的尊重学生兴趣的转学制度,得到了学生的拥护。


刘道玉主政武汉大学时,还实行了“插班生”制度,让一大批因为种种原因接受过“正统”高等教育但是渴望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人,有了可以和统招生一样享受武汉大学一流的教育资源的深造机会。这项制度也影响深远,让那些因此得到了接受一流高等教育机会的人,圆了自己的梦,不少人也为国家各行各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上述制度创新在武汉大学首先推出,与武大出了一个敢于开拓创新的好校长刘道玉密切相关。没有刘道玉的努力,就没有武汉大学上述的各种制度创新和改革。


二、改变武汉大学科研落后的局面

在刘道玉主政武汉大学之前,由于长期“左”的错误影响和其他原因,武汉大学的科研落后了。上面提到的刘道玉参加的那次高教部组织的科研成果展览中,武汉大学科研成果沦落到高教部属院校倒数第二名,只是典型例子之一。1980 年国家教委颁布的三大科学奖励中,武大又被剃了光头。武汉大学的科研在刘道玉出任校长时的现状,刘道玉 1980年在武大科研会上讲得很清楚: “全国科研发明成果是零; 重大基础理论研究是零; 获重大发明奖的研究成果也是零; 有影响的学术专著是凤毛麟角……”[1]这些,就是 10 年文革浩劫及“左”的惯性影响在武汉大学的结果。对武汉大学这种落后状况,刘道玉分析其背后的原因时指出,除了“左”的思想政治影响外,学术思想保守、学校领导不重视,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他提出了许多的措施。最为根本的举措,就是提出了“两个中心”的办学方针,即教学与科研均为中心、两个中心并重。并且,据此制定了学校的科研规划,成立了一系列研究所和研究室,制定了一系列的科研政策,专门编制了以科研为主的人员,提出了科研发展、考核的硬性指标。


刘道玉这样大力地、狠狠地抓科研,抓住了武大当时科研落后的病源,触动了学校的每一个教师。在刘道玉的感召之下,大家形成了没有学校的地位,也就没有教师和职工的地位的共识,形成了一定要拼搏,要与学校共荣辱的共识。在武汉大学国家重点大学名号有可能保不住的关键时候,广大教师众志成城,上下一起大力搞科研,使武汉大学很快出现了竞相搞科研、合伙搞科研的“盛世”情况。有的教师把饭菜带到实验室吃,把被褥带到实验室稍息; 节假日本该休息,但是他们却加班加点搞科研,各个实验室的灯经常是彻夜通明。


刘道玉带领武汉大学上下努力拼搏搞科研,终于等到了天道酬勤的丰收年。在 1981 年全国科研发明奖的评比中,武汉大学终于获得了 1 项国家发明三等奖。虽然这仅仅是 1 项国家发明三奖,但是意义重大: 它的获得,终于实现了武汉大学科研在国家级奖项的零的突破! 武大人受此鼓舞,更加努力,取得了 1983 年的 4 项国家发明奖,发明奖获得的数量,一下子跃居教育部直属院校的第二位。接下来,武汉大学年年都能拿到国家发明奖。与以前相比,武汉大学的文科同样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到 1983 年底,就出版著作 279 部。就连学生都参入到了创作之中,《女大学生宿舍》等作品就是当时的武大学生的作品。


在刘道玉大力重视科研、通过各种途径及措施狠狠抓科研的努力下,在武汉大学师生的努力下,武汉大学科研落后的局面终于彻底改变了,科研成果硕果磊磊。之所以取得这些成果,和广大师生废寝忘食的努力分不开,也与刘道玉努力抓科研分不开。刘道玉通过自己任校长期间的努力,的确改变了武汉大学科研落后的局面,历史铁证如山地证明了这一点,刘道玉为武汉大学的科研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极大地充实了武汉大学的师资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3]这是清华著名的校长梅贻琦对于大学师资质量重要性的经典论述,被称之为“大师论”。这也是办好大学的一个千古不变的规律。任何大学想要办好,都必须有高质量的师资队伍; 任何有作为的校长,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招揽人才,充实自己的师资队伍。刘道玉这位年轻时就一心想振兴自己母校的大学校长更是如此。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知道人才、尊重人才、赏识人才、喜爱人才、重用人才。


事实上,刘道玉确实是一个处处留意,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去知道人才的人。当他在任高教司长时,收到著名数学学术大师许宝禄教授高足张尧庭的来信,要求出版他老师的文集时,就发现了这块埋在贵州穷山沟里的“璞玉”。当他回到武汉大学任但领导职务后,立即派人到张尧庭所在单位,协商调来这个人才,而且非常尊重这个人才,让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在数学系为武大出了大力。张尧庭也不负刘道玉校长的重托,非常努力,取得了很多成果,还被许多学校聘请为兼职教授。当刘道玉得知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法语老师叶汝由于别的原因想离开北京大学时,就利用自己去北京出差的机会亲自去叶老师家里,请叶老师去武汉大学工作。在刘道玉诚心的请求下,叶汝连以最快的速度调进了武汉大学。


刘道玉也非常地重用这位人才,很快让他担任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和《法国研究》的主编。这位叶老师最后不仅培养了多名研究生,而且为武大与法国高校的合作做出了突出贡献,获得了法国的棕榈奖章。刘道玉爱惜人才、重用人才,还有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为了调动法学大师韩德培教授的积极性,振兴武汉大学法学专业,他利用去北京开会的机会,带着学校的《关于请求为韩德培晋升工资的报高》,去找教育部计划财务司司长,陈述给韩德培晋升工资的理由。最后,在当时的蒋南翔部长的批示下,韩德培老先生的教授职称由三级晋升为二级,工资也被相应地提高。加上这次的重用,韩德培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为武大的法学可以说是鞠躬尽碎,做出了不朽贡献。武大的法学终于恢复了昔日的辉煌。


刘道玉喜爱人才,还表现在他对易中天的厚爱。易中天当时是新疆农垦局来的代培研究生,按照常规,毕业后必须回原单位。但是此人是胡国瑞教授培养的唯一的美学研究生,如果放走,武大美学当时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刘道玉和教育部、农垦局反复商议,用武大的五个本科毕业生换回了一个留校的易中天。


上面这些,只是典型的例子。刘道玉任校长期间,通过各种方式引进人才 3000 多名,这些人才大大地充实了武大的师资队伍。武汉大学的师资队伍今天这么强大,与历史上刘道玉不拘一格的用人才不无关系。刘道玉为武汉大学师资队伍的强大,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增添了许多新的专业及院系

刘道玉对武汉大学的又一大贡献,是他在任校长期间,根据社会的需要,根据他要迎头赶上别的学校的愿望,远见卓识地增添开设了许多新的专业及院系,突出了武大的特色,增强了武大的整体实力,振兴了武汉大学。


改革开放后,刘道玉敏锐地觉察到依法治国的形势马上就要到来。法学一直是武汉大学过去的“王牌”专业,但是法学院于 1958 年错误地划分合并为湖北大学,加之随后“文革”的破环,使法学可以说在武大销声匿迹。幸运的是,由于政治原因,韩德培等几位法学老师仍然留在武大。刘道玉在1979 年就以这几个人为骨干,恢复了法律系,还制定专门的举措去抓法律系的建设,力争把武大的“王牌”专业恢复,振兴武大法学专业。在刘道玉的大力狠抓及法学大师韩德培等的努力之下,武汉大学法学专业迅速强盛起来,于 1984 年建立了法学院,法学院的教师也由 5 人增加到 70 人。韩德培先生还负责起草了我国第一部《国际私法》的网络教程,提高了武大法学的地位。


刘道玉深感到,建国初院系调整,把武汉大学这样一个文理法农工齐全的综合性大学最后拆散得只剩下文理小综合的大学了,这严重制约了学校的发展。刘道玉当上校长后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改变这种现状。为此,刘道玉敢于运用一个讲师张在元在武汉大学创办建筑学专业。虽然经历了磨难,最后成功地在武汉大学开办起建筑学系,演变成后来的建筑学院,开创了我国综合性大学办建筑学之先河。1981 年,留日青年何克清学成回国后,向刘道玉提出开展软件工程研究的建议,希望申请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虽然这在当时的高校中还是没有过的事,但很符合刘道玉提出的“迎头赶上”的要求,自然得到刘道玉的大力支持。在刘道玉的大力支持下,冲破各种压力,经过有关专家的论证,武汉大学于 1984 年建立了国家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


此外,病毒学等专业的开设与发展,也是在刘道玉老校长的大力支持下成功的。刘道玉在任校长期间,通过内部挖潜等各种途径,为武汉大学增添了不少的专业及院系,其中有的专业及院系从开办之初到现在,一直是武汉大学乃至全国高校的重点专业。


这些增添的专业、院系,是武汉大学今天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增强武大实力的有机体之一。而知耻而后勇、锐意改革创新的刘道玉,在这些专业的设置过程中,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努力。看到今天武汉这些强势的专业,是应该铭记这位为武大做了不朽贡献的刘道玉先生的。


五、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提高了武汉大学的国内外地位

怎样衡量一个学校的优劣? 如果学校自己来说自己好,就显得是在“自卖自夸”。政府教育部门说你是好,这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也并不是衡量学校好坏的标准。最可靠的,应该是学校培养的学生在社会上的认可度,这才应该是衡量学校优劣的唯一最终标准。如果一个高校培养的大部分学生在社会上适应不了,社会也不认可,这样的学校,即使是国家命名所谓的什么“211”“985”重点高校,也不过是徒有其名而已。衡量学校高校优劣的最根本标准,就是看它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因此,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刘道玉办武汉大学办得好不好,是真实可靠的。


刘道玉老校长办学时培养出的武大学子怎么样? 当时,武大学生深受国家各部委和各省市机关、学校、科研院所与大型企业的欢迎,当时的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及其他特区,更是对武汉大学的毕业生情有独钟。当时《中国青年报》一位女记者采访武汉大学后评论说:“我跑过全国许多名牌大学,很少见到像武大学生那样富有创造气质的。”[4]这些,都足以证明刘道玉充分尊重学生志趣,按照学生个人兴趣爱好及社会发展需要培养具有创造精神、具有开辟精神的学生,是成功的。易中天、王小村、方芳、池莉、王家新、喻杉、傅红春等这些人才,都是在刘道玉任校长期间培养的大学生,后来都是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罗辰生、熊召政、朱秀梅、陈松叶、文新国等这些作家,都是刘道玉实行的“插班生”制度后得以到大学深造的。武大的深造,丰富了他们的理论素养,为他们写出更好的作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刘道玉的努力下,武汉大学与法国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在武大建立了中法交流中心,前后向法国派遣了 300 多名留学生,还建立了“中法数学班”,加强了武大与法国之间的合作交流。同时,刘道玉还积极地和日本、美国的大学校长包括哈佛等名校校长进行交流,取经探讨。这种开放的办学,提高了武汉大学的国际地位。武大人的那种勇于开放、不断创新的表现,使武大当时被国内高教界誉之为“中国高教的深圳”,被称之为学术最自由、最适合搞研究的大学,成为许多研究者及学子最向往的地方。总之,武大的国内外地位在刘道玉任校长期间得到极大的提升,获得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认可。


刘道玉任武汉大学校领导尤其是校长期间,以改变武大的落后面貌、振兴武大为己任。他知耻而后勇、锐意改革,对武汉大学的进行了全方位大力度的改革和开放,进行了“插班生制”“学分制”“转学制”等制度创新,改变了武汉大学科研落后的局面,招揽引进了 3000 多名教研人员,建设了不少新的专业、增添了不少新的院系,培养出了大批杰出的人才,为武汉大学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有刘道玉老校长敢于开辟、敢于创新的改革创新,就没有武汉大学迅速地再次屹立中国高校之林并阔步于前列的情境。刘道玉为武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武大人应该吃水不忘打井人,永远纪念刘道玉先生。


参考文献:

[1]刘道玉.拓荒与呐喊[M].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

[2]孙元芹,崔效杰.做第一流的教育家[N].中国信息报,2007-11-09.

[3]李硕豪.梅贻琦的高等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J].高等教育研究,1998( 4) : 91-94.

[4]张碧晖.试论大学校长职业化———四位校长案例剖析[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06( 1) : 7-11.

(原文发表于《民办搞笑教育研究》2017年6月 第14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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