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珞珈野火集》2016年4月第1版

中央电视台和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联合拍制“老故事”系列片，第一个选择的就是武汉，准备拍摄十集《百年武汉》。从10月上旬，曹菲一行5人来汉进行现场拍录。

《百年武汉》涉及面很广，从武汉开阜到洋务运动，从经济到文化教育等。其中专门有一集反映武汉的教育发展。摄制组准备采访我与原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但由于他年过九旬且近日身体欠佳，不能接受采访，于是我就成为唯一的受访人。

摄制基地是在汉口百步亭，他们考虑到天雨气温低，为不让我舟车劳累，意欲借用武汉大学摄制中心进行采访。这本来是小事一桩，可是武汉大学得知是采访我，坚决地拒绝了摄制组的要求。

于是，采访不得不改在汉口沿江大道市人大常委会的接待大厅，记者曹非随专车接我去录制这次采访。在我之前，是采访杂剧艺术家夏菊花，我到达时正好采访她结束。我与夏菊花虽是老朋友，且又住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十多年没有见面了。这次意外的收获是与夏菊花见面，我们彼此询问了一些相互关心的问题。接着，摄制组的记者徐蕾对我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面对面地采访，共提出了5个问题，我一一做了回答，择要如下：

曹菲：您是一位化学家，为何最终从事了教育事业?

刘道玉：我自幼崇拜发明大王诺贝尔，希望将来能够成为像他那样的发明家。可是，正当我而立之年时，我被推上了教育领导岗位，失去了从事科学发明的舞台——化学实验室。然而，创造之梦在我思想中并没有消失，而是异化为另一个梦，那就是从事创造教育学研究，以培养出更多的创造性人才。从此，我就热爱上了教育，并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艰难的教育改革之路。

同时，化学专业对我的思维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化学是研究物质变化的科学，每一个化学反应，都会伴随新奇的变化，并导致新的化合物产生。从化学研究中，我逐步形成了一个观念，“变”是创造之源。我在担任校长时，总是希望求变，总是想尝试新的东西，这就是我厉行教育改革的动力，也是我创立许多新的教学制度的思想基础。

曹非：武汉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这是否对您教育改革和办学思想的形成起了某些作用?您认为武汉独特的办学环境是怎样的?

刘道玉：武汉自古是“九省通衢”之地，交通便利，信息发达，这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极其有利的。同时，文化又是楚文化的中心地带，几千年楚文化的精髓，对于武汉地区文化教育有重要的影响。那么，楚文化的精髓有哪些呢?有人说，楚文化的精髓包括了“不服周”“首义”“求索”和“大任”等精神。应该说，这些精神对武汉文化教育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影响，当然也是我厉行教育改革的精神力量。我虽然不オ，但却有一点“楚狂人”的个性，2008年12月5日《羊城晚报》曾以《“高教改革狂人”刘道玉辛辣不减当年，直言高教误区》为题发表文章，我毫不讳言，对于一个改革者来说，就应当具有这样胆大妄为的精神。

曹菲：张之洞当年在武汉创办新式学堂，它的新意有哪些?对武汉以后的教育事业有什么影响?

刘道玉：我对张之洞没有深入的研究，对创办新式学堂也谈不出什么独到的见解。不过，张之洞作为洋务运动的倡导人之一，特别是他作为洋务运动后期的主将，其历史地位基本上是应当肯定的。

张之洞创办新式学堂的意义有哪些呢?我以为主要有三点:其一在办学理念上，他认为:“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这个认识是先进的，与我们今天提出的“百年大计，以教育为本”和“教育兴国”的意思是一致的。其二在教育的内容上，他根据“中体西用”的思想，引进了外国语、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经济学方面的课程，如方言、格致、化学、矿物、商务等。这些措施动摇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促使其陆续派出留学生，也邀请少数外国人来中国任教。其三是办学模式上，摒弃了中国传统书院“学不分科”的旧习，仿照西方高等教育的模式，也实行了分科和按班教学，都属开风气之先，在全国都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当然，新与旧也是相对的，这就像洋务派与顽固派一样，因为张之洞毕竟是一个不彻底的改良主义者。与传统的书院相比，张之洞虽然提出布新，但他不主张除旧，如他提出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办学宗旨，依然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

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带有很强的实用主义。在引进新式学堂时，只重视了技术，而忽视了引进西方的科学。本来，创办新式学堂是为了图强救中国，但随着甲午战争的惨败，洋务运动没有达到“以夷之长以制夷”的目的，也未能达到救中国的目的。而且，由于实用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使得我国在近代没有诞生科学，以至于在科学上仍长期落后于西方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