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合唱比赛由德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举办，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合唱比赛，至今已走过十年的历程。第六届比赛于7月15日在绍兴拉开帷幕，来自全世界83个国家、472支合唱队伍、20000多名歌手参加，规模堪称历届之最。

　　经过初赛、决赛几轮激烈角逐，武汉大学人文爱乐合唱团一举摘得现代音乐组金牌和混声室内组、教会音乐组的银牌，成为大陆高校合唱团首获现代音乐组金牌、湖北地区参赛所获殊荣最高的团队。

　　立陶宛著名作曲家、指挥家，本届大赛评委米斯基尼斯盛赞该合唱团，给予“你们表现得非常完美”的评价。

刘道玉  1933年11月生于湖北枣阳。1977年，出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为恢复高考制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自始至终是一名积极的倡导者和开路先锋。1981～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校长。任内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推动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改革，领风气之先，拉开了中国高教改革的序幕，被誉为“武大的蔡元培”。现任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

当记者就当代大学精神的失落和体制弊端等问题想要采访刘老时，刘老发来了电邮：“其实，我是很普通的一个教育工作者，只是对教育改革情有独钟，对我国教育存在的诸多严重问题甚为忧虑。我们这些经过50年代‘大跃进’的人，对那时的浮夸风和瞎指挥还记忆犹新。可是，自90年代开始的‘新的教育大跃进’比那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的学风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了，其危害性将会殃及几代人。每思及此，我都痛心疾首，万般无奈，因为现在教育领导部门已没有明白人了。两次教育冒进的形式和危害性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1958年的‘大跃进’已经作了结论，也作了检讨；而这一次‘大跃进’，教育部门至今死不认错，这是非常可悲的。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呼吁，要挞伐，就像杜鹃一样，喊出的是声声啼血忧天泪！”

1977年推动恢复高考

《同舟共进》：1977年，在经历了漫长的“文革”之后，中国恢复了高考，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您与武大教授查全性起了很大的作用，能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刘道玉：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教育面临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1977年初，邓小平同志复出后，首先从教育和科学治理整顿入手。于1977年8月2日至5日，他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科学界和教育界的各15名代表。当时我是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来自高等学校的15名代表，就是由我选定的，他们都是教育部部属重点大学的知名教授和原大学的领导人，如周培源、张光斗、杨石先、唐敖庆、苏步青、李国豪、钱令希、石绍熙等。会议畅所欲言，开得生动活泼，有议有决，内容涉及到推翻“两个基本估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国家科委、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理论联系实际、走五·七指示道路、如何准确地理解毛主席教育革命的指示等。在我的策划下，会议开到最后一天时，出席会议的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列举了“十六字”（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招生政策的种种弊端，提出要恢复“文革”前实行的全国统一高考。当时出席会议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说：“今年的招生工作会议于7月5日在太原开过了，今年恢复统一高考来不及了，要改明年再改。”邓小平马上插话说：“不行！今年就改，开过了招生会议再开一次就是了。”就这样，由邓小平同志拍板，推翻了“十六”字招生方针，并决定当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会后，教育部立即在北京重新召开招生工作会议，分配招生指标、组织高考命题班子以及各项招生的组织工作。由于这一系列工作使当年招生工作推后了一个学期，这就是为什么77级学生于1978年春季才入校的原因。但是，这一措施却使一大批回城无望长期插队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获得了平等考试的权利，不仅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而且从他们之中冒出了大批杰出的人才。

《同舟共进》：现在，高考已经恢复近30年了。有不少人批评现行高考制度，甚至建议再次取消。教育部也出台了一些措施进行改革。您对目前的高考和高考的改革有何评价？

刘道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恢复统一高考的确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它的积极意义在于：第一、有利于堵塞招生中“走后门”不正之风，体现了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第二、极大地扭转了当时存在的“读书无用”的错误思潮，在广大青少年中读书蔚然成风，出现了爱科学、学科学和争当科学家的新风尚；第三、克服了工农兵大学生文化程度严重参差不齐的问题，有利于大学里的教学，保证了教学质量，推动了教学改革。

恢复高考已经过去30年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对创造性人才的需要，统一高考制度本身存在的某些弊端又日益彰显出来了。总的来说，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基本上是计划经济思维和体制下的产物，是科举考试的翻版。它的弊端在于：只注重知识而忽略了能力，只能反映学生的记忆和解题能力，而忽视了学生各种创造性的素质，只求统一而忽略了各地的差别，只维护教育部的权力而剥夺了大学的自主权。很明显，统一高考已经不适应知识经济对创造性人才的需要，不能反映全国各地区经济、教育和文化差异的需要，不利于充分发挥大学独立自主权，不能保证学生多次民主的选择权。因此，全国统一高考必须大胆地、彻底地改革，而且早改比晚改对国家有利。

高考制度的改革，关键不在于考或不考，而在于怎样考，考什么，由谁来考试。高考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第一、从统一走向分散，教育部要坚决放权，把考试与录取权分别下放给重点大学和各省市自治区，由他们独立制定考题和录取标准。第二、从一次考试到多次考试转变，实行考试证书制，每次考试成绩有效期为两年，在此期间学生可以凭此证书报考任何大学，保证他们拥有多次平等的选择权利。第三、保证考试机构独立性，与教育部和大学脱钩，不受行政的干预。第四、从知识性考试向创造性素质考查转变，保证每个大学拥有录取符合自己培养目标的优秀学生的权利。

敢为天下先，改革道路不平坦

《同舟共进》：上世纪80年代您任武大校长时，人们认为那是武大的黄金时代。当时您推出的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举措，如今很多都被各大高校传承了下来，惠及了万千学子。当时您为什么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和阻力？

刘道玉：我于1981年7月就任武汉大学第19任校长，被中央和媒体宣传为中国重点大学最年轻的校长。我被逼上了“梁山”，已没有退路。怎么办？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心想：既然是最年轻的校长，就要像个年轻人的样子，要以实际行动改变武汉大学落后的面貌，不辜负广大师生员工的希望。怎样才能振兴武汉大学呢？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因为惟有改革才能解放思想，才能调动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励志改革的思想，既有从我学习的经历受到的启发，又有决心振兴武汉大学的强烈的抱负。因为在解放以前，武大是全国五所名校，而解放以后由于左倾路线的严重破坏，这所大学的学术水平已日益下降到全国倒数第二。因此，上任以后在第一次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上，我就发出了“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誓言，并从此走上了锐意改革和开拓创新的不归之路。

大学的改革应从哪里改起呢？我的办学理念主要集中在两点：首先，必须明确重点大学是培养优秀人才和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的，为此必须营造独立、自由、民主、怀疑和批判精神。于是，我就大力倡导成立各种学生社团，允许学生不上课，鼓励他们开展创作和科学研究，支持他们发表论著；其次，传统的教学制度与管理制度是压抑人才成长的，因此必须把教学制度改革作为教育改革的中心任务。这就是我推出一系列新的教学制度的思想基础，如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同时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和贷学金制度等。这些制度都是开全国之先，使得我校大学生们生动活泼的学习，至今仍然令他们念念不忘，同时这些制度也为全国各大学所效仿。

当然，在进行这些教学制度改革时是有阻力的，主要是来自于少数群众中的冷嘲热讽和教育主管部门领导的干预。来自少数群众的不理解，并没有什么可怕的，那是需要做思想工作的。可是，来自教育最高领导部门的干扰，其阻力就非同一般。我清楚地记得，为改革的事，我与教育部主要领导人就发生过三次面对面的激烈争论。第一次是1985年，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在一次大会上指责学分制，他说：“搞什么学分制，美国学分制失败了，苏联不搞学分制不是卫星也上了天吗？”会后，我找到这位负责人诘问道：“ⅹⅹ同志，如果你不是无知那就是偏见，谁说美国大学的学分制失败了？现在美国各大学依然还是实行学分制，而且还有新的发展。学分制只是教学一种制度，谁也没有说惟有学分制才能出人才，所以苏联不搞学分制也不足为奇，但是苏联大学教学制度也是非常自由和民主的。”第二次是关于培养创造性人才问题，他指责我提出培养创造性人才是好高骛远，他说：“大学四年怎么能够培养出创造性人才呢？这是好高骛远，华而不实。”我争辩道：“我认为你是偷换概念，我们提出培养创造性人才是指在校期间，要赋予他们作为一个创造性人才所必须的各种素质，虽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做出发明创造，但也不排除有些人能够取得创造性的成果。依照你的逻辑，如果学生在大学期间不能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那是否我们也不应该提出这个目标要求呢？”他不搭理，自认理亏。第三次是关于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问题。他质问我：你为什么这样做？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我辩解道：“我们之所以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因为设立政治辅导员制度是1962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提出的，目的旨在反修、防修，是左倾路线的产物。同时，政治辅导员是一支不稳定的队伍，并没有做思想工作的权威。我们借鉴英国导师制，以此代替政治辅导员，实行教书育人制度化，是加强而不是削弱思想工作，这岂不是更好吗！他无言以对，只是说；政治辅导员制度不是1962年实行的，而是解放后就实行了。”我说：“不对，我是1953年入大学的，我们就没有政治辅导员，明明是1962年推行ⅹⅹ大学的经验，规定每100名大学生配一名辅导员，你怎么这样健忘呢？”我们的辩论只能是不欢而散，我继续我行我素地进行改革，那位领导人也奈何不了我，只能找机会对我报复。后来，在我年仅54岁且任期未到的情况下，突然被免职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对此我无怨无悔！

为了教育屡辞高官

《同舟共进》：1981年团中央筹备换届，您辞去团中央书记人选；1982年您又坚辞教育部部长人选；1983年中央拟任您为武汉市市长，您又推辞了。您为什么放弃做官？

刘道玉：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你本来有很多机会做官，但为什么最后都放弃了。孔夫子说过一句极为深刻的话：“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就是说，做官与做学问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道，人只能做自己最喜爱的工作。因此，我们每个人在面对着这种选择时，自己要扪心自问：我是否喜欢这种工作？我是否适合这种工作？我能否做好这种工作？在做出选择时，应当排除私心杂念，如荣誉感、个人权力和利禄，等等。正是在权衡了这些利弊之后，我才一次又一次放弃了做官的机会。

我生性特立独行，崇尚民主自由，励志改革创新。我不贪权、不迷信任何权威，也不喜欢服从来自上级的权威。我说话率直，信奉“说话不留余地，做事不留后路”的格言。很明显，我的这些性格，与只能上传下达、只能服从和必须保持绝对统一的官场规则是相悖的。所以，我认定自己不适合做官，不愿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形象，只想落得一个“不做官不服管”的自在。

同时，我对教育十分热爱，视教育如同生命。从自己求学的经历中，对于传统的僵化教育制度非常不满，希望自己能够投身到教育改革的实践中，摸索出一条实施创造教育的新路，致力以培养创造性的人才。但是，我太天真了，在中国教育与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你胆子太大了，改革太冒尖了，最后也就成了遭枪打的“出头鸟”。我的经历和悲剧，验证了“历来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的”这句老话，这也是为什么至今人们不敢大胆改革的原因。

中国大学最缺的是精神

《同舟共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是许多学者的学术理想，也是许多大教育家的办学理想。真正的大学精神，应该是怎样的？

刘道玉：中国近代大学大致是在戊戌变法前后诞生的，是在“中体西用”的口号下从欧美国家引入的。在这种实用主义的思想指导之下，我国只是移植了西方大学的躯壳，而没有汲取西方大学的精髓（或灵魂），所以我国近代大学从诞生之日就存在着先天之不足。

那么，西方国家大学的精髓是什么呢？概括地说，就是独立、民主、自由、怀疑和批判精神。无论是培养杰出的人才或是从事创造性的学术研究，这些精神都是须臾不可缺少的，就像是天赋人权一样是不可被剥夺的。

西方国家大学精神的形成，是与其大学的起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大学起源于欧洲，而1088年建立的意大利博洛尼亚（bologna university），是世界最古老的大学。随后，法国巴黎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及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陆续建立，从而促进了大学教育在世界各国的蓬勃发展。

欧洲中世纪大学主要有两个特征：第一，是受教会控制的，特别是在精神方面的控制，大学教师也都是传教士或基督徒。正因为大学与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世俗的政治权威管不着它。第二，中世纪的大学起源于一种行业公会，执有特许状权利，享有高度的自由。这两个特点，使得大学在教会、君主和独立自治城市的三角鼎立和斗争中，开拓了自己生存的空间，为大学争得了独立自治权利，它既不受任何上级的管辖，也不受地方政府的限制，从而为后世大学留下了独立自治的传统。这也许就是西方大学独立、自治精神形成的渊源。

后来，先后在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大学既是这些运动的先驱，同时这些运动又进一步推动了思想解放，使大学的独立、自治与学术民主、自由更加得到了巩固。自欧洲第一所大学诞生以来，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西方国家大学的独立、自治和学术自由、民主的精神，一直是世袭相传，成了西方国家大学教育的精髓。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才使得西方国家大学中大师云集，发明创造硕果累累，并且那些著名大学一直成为世界各国效仿的榜样。

中国大学有这些精神吗？没有，无论是过去或现在都没有，要不然为什么蔡元培先生要执意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呢？他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尖锐指出：“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样不自由的大学吗？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可惜的是，现在没有像蔡元培那样敢于为大学争取独立、民主与自由的校长了，倒是心甘情愿地让大学成为官僚机构和政府的附庸，感恩戴德地接受政府赐予的正厅级、副部级或正部级的待遇。因此，我国大学最缺失的就是大学独立、民主、自由、怀疑和批判精神，如果不从体制和法制上解决这个问题，那就休想建成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也遑论什么培养大师和做出世界顶尖的成果。

高校“大跃进”害苦了学生

《同舟共进》：您严厉抨击近年高等教育的“大跃进”。如今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与这个有没有关系？

刘道玉：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教育资源浪费，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直接原因是高等教育“大跃进”，是国家教育部决策的失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大体控制在10%左右，可是大学扩招速度平均为25%，最高的年份竟然达到49%。西方国家大学大众化经历了半个世纪，而中国用8年时间就实现了大众化，这不是冒进和浮夸又是什么？大学扩招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的15个百分点，这怎么不造成就业困难呢？

我国研究生在校人数已经超过100万，是世界之最，这本来是以牺牲质量而换来数量的发展。然而，教育部的一位官员不仅不反省扩招的问题，反而说我国研究生教育用10年走过了西方国家100年的道路，显示出一幅盲目沾沾自喜的样子，这说明我国教育决策当局是如何的不清醒！

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学适当地扩招是必要的。但是，教育部在大学扩招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扩招的速度太大，如果与经济增长的速度相适应，兴许就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就业压力；二是不应当强迫重点大学扩招，因为它们是培养少量的理论与研究人才的，是肩负着提高的任务的。大学扩招主要是普通大学和民办大学的任务，本来扩招是民办大学发展的机遇。可是，由于教育部决策的失误，既不恰当地占用了重点大学的资源，降低了重点大学的标准；同时，又挤压了民办大学的生源。

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同舟共进》：前几年您曾参与办了一所民办学校，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可是最终还是以遗憾的结局收场。中国的教育应当说就是以民办教育开始的，孔子当年授业解惑，就是“民办教育”。但目前民办教育发展很曲折，您怎样看等民办教育在中国的发展？一流的私立大学什么时候会在中国产生？

刘道玉：什么是民办大学？本来这就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兴许是为了忌讳“私”字而生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历来，公与私是对应的，那公立大学之外当然就是私立大学了，显然我国是回避私立大学的，这是左倾思想的表现。

私立大学是与私人教育投资者或教育投资金融家联系在一起的，我国之所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就是因为没有私人教育投资家和捐款兴办大学的慈善家，倒是不乏利用教育赚钱的商人。

目前，我国所谓的民办大学有三类：一是经过批准的本科民办大学（或学院），这是很少的；二是民办的专科职业学院，这是大量的；三是所谓的独立学院，现在全国总共有252所。前两种民办大学条件有限，难成气候，恐怕一百年之内也出现不了像美国那样的私立大学，因为政府从牙根上对民办大学就是歧视、限制和打压的。

再说独立学院，这本身就是一种政策上的误导。有一位老教育家问教育部的一位主要领导人：为什么要搞独立学院，这位负责人说：老百姓都想让孩子上好的大学，重点大学又容纳不下，所以创办独立学院缓解矛盾。也有人说，创办独立学院是改革创新。果真如此吗？那改革在什么地方呢？创新又新在何处呢？我看那些倡导者也说不清楚。

让我们看一看那些独立学院的身世，它们大多是由那些重点大学创办的，有些重点大学办了两所甚至三所独立学院。也有些新组建的地方“航空母舰”大学，本来自己的羽毛尚没有丰满，它们也大办起了独立学院。什么叫独立学院？独立在哪些方面？其实，它完全是一种利益的结合，私人业主利用办独立学院赚钱，而某些重点大学靠卖校牌而“坐地分赃”。

现在看来，独立学院已经埋藏着诸多隐患：一是误导了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他们还以为自己是上了重点大学呢！二是严重影响了重点大学的声誉，实际上这就是变相地买校牌和文凭；三是造成了这类大学性质不明，产权难分的混乱局面，甚至今后还会出现法律纠纷。为了使我国私立大学独立健康地成长，为了维护重点大学的声誉，必须割断连接独立学院与重点大学的脐带，这是迟早都要做的，而且早做比晚做更为有利。

高等教育的质量危机、学风危机、财经危机

《同舟共进》：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全国有八成的民众对教育总体情况很不满意。有人也指出了高等教育的种种乱象。您曾说，高等教育的危机，15年后会更明显，那么现在危机已经开始出现了吗？

刘道玉：一个时期以来，大学乃至于整个教育都是国民舆论的中心。可是，对待教育的看法却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方面是社会广大的群众，他们对教育腐败、乱收费、择校风、办班风、大学搞假引进、盲目扩招、教学质量下降、论文剽窃、贪大求全、大肆扩张校园、大兴豪华高楼等极为不满，甚至到了民怨沸腾的程度；另一方面，国家教育当局却自我感觉良好，通过形势报告和利用各种场合大唱战歌，什么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95%以上，大学实现历史性地跨越，研究生教育10年走完了西方100年的道路，各种教育工程一个接着一个的推出，人造一流大学运动如火如荼……西方一位哲人说过，看问题的角度与看问题的方法一样重要，我想问题就出在这里。俗话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这句话就完全廓清了两种不同看法的原因。我们不是说执政为民吗？既然80%以上的民众不满意，那自我感觉良好的根据又是什么呢？严峻的事实，应当引起国家教育当局深刻的反思，再不能自欺欺人了！

教育是一项特殊的公益事业，它具有潜在性、连锁性和迟效性的特点，所以目前大学教育中的乱象隐藏着极大的危机。1958年的大跃进的教训，我们不能应该忘记。自90年代后期开始的高等教育大跃进，已经持续了8年了，高等教育的危机正是这次教育大跃进造成的。我曾经说过，我国高等教育的危机，15年以后将会更明显地彰显出来。比如，这些年培养的几千万大学毕业生和几百万研究生，与过去相比质量是大大地下降了，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又将会从事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这就会造成人才在低层次上的恶性循环，它恰恰是教育潜在性、迟效性和连锁性的反映，也许这是很多人不易察觉出来的危机。

高等教育的危机主要表现在：质量危机、学风危机和财经危机。

首先是质量危机。量变与质变是唯物辩证法的规律之一，是对立与统一的一对矛盾。这就是说，质变是从量变开始的，但是当量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危害到质量。美国质量管理大师戴明的质量观是，质量就是生命，质量领导一切，质量决定一切。可是，我们大学教育的领导者却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条规律，忽视教育质量，竟然以牺牲质量而换得数量的发展。近十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以大跃进式飞速发展，大学规模急剧膨胀，现在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是门类齐全的万人大学了。但是，忘记了“少而精”和“小就是美”这样的辨证观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是一所世界顶尖大学之一，该校本科只有4760人，研究生也仅有2031人，而且至今仍然没有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它的成功秘诀是什么呢？用校长雪莉·蒂尔曼女士的话来说就是：“不贪大求全”、“小就是美”，集中全部精力和资源做好两件事：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要把这两件事做到极致。这种办校的理念和治校的作风，是我国大学绝对没有的，也是值得我国每一所大学认真学习的。

我国大学质量究竟怎么样呢？为什么一方面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又聘不到所需要的人，这不明摆着的是人才的质量问题嘛！我就知道两个具体的例子：一是某公司聘用了20多个大学毕业生，包括博士、硕士，但是一年之后被辞退只剩下了一个。另外有一家杂志社，聘用了多名大学毕业生作编辑，但是主编告诉我，他们的水平还不如解放初期的高中毕业生。我们应当看到，质量危机影响是深远的，那些大量不合格的毕业生，将会在未来30到40年内影响我们的教育、科学、文化和企业的发展，最终将影响到我国创新国家的建设。

其次是学风的危机。从整体上说，现在大学里的学风非常糟糕，浮躁、浮夸、浮浅十分普遍，追名逐利、立竿见影、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成了不少人的人生哲学。于是，学术剽窃，论文造假，成果鉴定走过场，论文答辩讲人情，甚至连申请博士生导师和院士也有人行贿。教授本来是很受人尊敬的教职，只有那些身高学高的人才能授予这种职称。可是，由于各校相互攀比教授、研究生学位培养点的数量，于是教授扒堆，不少硕士、博士点滥竽充数。虽然做假者是少数人所为，但是其影响是恶劣的，不仅少有人抵制这些歪风邪气，而且甚至还有受到领导包庇的。学风就像是人体的元气，如果人大伤了元气就没法治，而学风坏了，遗患将会泱及到数代人。

再次是财经危机。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媒体陆续地披露了高等学校贷款的情况，显示出不少大学已经陷入了严重的财经危机。据报道，某大学贷款居然高达30亿，不少大学的贷款也都在20亿左右，甚至许多大学连利息都偿还不了。值得指出的是，能够获得贷款的只有那些天之骄子般的重点大学，如果按照破产法，恐怕不少重点大学都要破产了，哪还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呢？高额的贷款是怎么造成呢？这是大学合并造成的，是贪大求洋和互相攀比带来的恶果。据报道，不少大学都建了豪华高楼、宾馆、豪华校门、观光电梯、像商场一样的地下停车场、宽阔的办公室，正副校级干部甚至连校长助理都配有专车，等等。现在，我国大学的校园面积、豪华大楼、教授的办公室恐怕都是世界一流了，可是我们培养的人才和研究成果却无法与国外相比。必须指出，我国大学与西方私立大学不同，我们是靠国家财政拨款。我们一些人把“勤俭办校”的优良传统忘得一干二净，以这种败家子的作风来办学，纳税人怎么能够供养得起呢？

实际上，这三大危机已经形成了连环套，彼此互相影响。比如，为了解决大量财经赤字问题，必然要求教师去创收，据说某些大学就规定今年是创收年。这样以来，又将会出现产业化的趋势，也必然要影响学风和教育质量。看来，我国高等教育又将陷入到另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而且将长期不能自拔。

对待危机必须正视，回避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我国教育最高当局应当树立危机意思，尽快遏制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下大决心整顿不良的学风，及时处理大学合并、升格、扩招带来的一系列的严重问题，大力发扬艰苦朴素和勤俭办校的优良传统。甚至必要时，可以使一些大学破产或拍卖给国内外的投资家，这样既可以减轻国家的负担，又有利于发展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也许，经过持久的努力，最终使我国高等教育步入良性的循环。这是全国人民所期盼的，是国家的幸事，也我们大学办学者应尽的职责！

做一个心无旁骛的“整个的校长”

《同舟共进》：您是很多人至今怀念的老校长。您认为，一个合格的校长，应该是什么样的？

刘道玉：根据研究，我曾经把中国近代大学校长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学者化的职业校长，自我国大学诞生到1949年期间均属这个类型，这类校长都是留学西方国家的，获得博士学位，但都不再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以专事校长为己任；二是革命化的职业校长，自解放后到80年代末大多属于这个类型。这些校长大多是五·四或一二·九运动的知识分子，他们既受到了良好的高等教育，又经历了革命战争的锻炼，从实践中成为有经验的教育家，专司大学领导之职； 三是双肩挑的学者型的校长，自90年代后都是这个类型。他们有的是院士，有的是博士生导师，但大多都起码是个教授。他们既要领导大学，又要从事教学、科学研究和指导研究生，身兼多职，是命分式（陶行知语）校长。对这几类型校长，我的看法是：革命化职业校长是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今后不会再有，双肩挑的校长是不可取的，惟有学者化的职业校长才是我国大学今后必然的选择。

一个大学校长需要具备多种素质，如要热爱教育、懂得教育学、尊重教育规律；有理想、富有改革创新精神；注重调查研究，善于决策与管理；任劳任怨，具有献身教育的牺牲精神；爱才若渴，知人善任；能够倾听教师与学生的意见，做到从善如流等。总之一个大学校长必须是教育家，一流大学校长必须是一流教育家。

陶行知先生在70多年以前深刻地指出：“做一个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一些，他关于到千百人学业前途；说得大一些，他关系到国家与学术的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的人去担负吗？”他又说：“试问：世界上有几个第一流的学校是命分式的校长创造出来的？”这是陶行知先生的忠言，希望我国组织人事部门端正遴选大学校长的指导思想，把大学校长遴选权交给大学的教授们，把真正的教育家选拔到大学领导岗位上来。同时，也奉劝现在担任大学领导工作者，在“鱼与熊掌”之间做出选择，要么作一个严谨和专心致志的学者，要么做一个心无旁骛的“整个的校长”。

原载《同舟共进》杂志2007年第5期，发表时因篇幅原因有所删节

2010年第六期封面

仪 式以独具枫叶特色的升旗仪式开始：中加两国国旗和枫叶校旗在全校中外师生的国歌和校歌声中次第升起，学生升旗手神情庄重，动作洒脱。武汉枫叶国际学校校长 陈林生先生首先进行了《让精神引领我们前行》的主题演讲，他强调：一个集 体需要鲜明的精神旗帜来凝聚，一个人需要崇高的精神偶像来充盈；马相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中西教育结合理念的人，枫叶模式的诞生就是受益于他的这个理 念；周恩来漂洋过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枫叶学子博览群书，学贯中西。马相伯和周恩来践行大志的伟人风范，已经成为我们枫叶事业和枫叶学 子的精神图腾。接着，总领事张兴 洪先生介绍马相伯先生以及周恩来班的创建工作。然后，周恩来班学生代表用深情的朗诵，表达了对精神领袖的敬仰。

在 全校师生的注目中，知名教育家、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吴好平为矗立在万庆广场左前的马相伯全身铜像揭幕；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教育局长钱德平、武汉枫叶国际学校校长陈林生为矗立在万庆广场右前的周恩来全身铜像揭幕。在的欢呼中，表达喜庆代表祈愿的彩色气球在同学们的手中放飞。在 随后进行的祝词中，吴好平对此盛举予以高度赞扬，他在简短的发言中对全体师生说，马相伯培养了蔡元培这样知名的学生，周恩来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敬仰，在这所 致力于中西融合的学校里，大家以这两位先贤为精神领袖，一定会成长为志向远大、品行端方、趣味优雅的杰出人才。枫叶学校今天的仪式，也彰显了枫叶学校文化 上承先贤、下育才俊的文化品味。说明了枫叶学校在培养人才的愿景方面，有承传，有责任，有理想，有目标。

仪 式在武汉枫叶国际学校周恩来班学生与嘉宾的合影中结束。电视台、报纸等众多媒体一起见证了这一对于庄严的时刻。

最近公开征求意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是从2008年8月开始制订的，无论持续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众，或是耗资之多，都是空前绝后的，开创了建国60年中制订任何规划都没有过的盛况。

这个庞大的规划纲要起草班子，历时18个月，写就了两万多字的纲要，并在2010年3月1日的《光明日报》上全文公布。坦率地说，我对教育部过去制订的许多规划纲要或教育工程，都不太关心，甚至包括这次规划纲要第一轮公布的征求意见的稿子。第二轮征求意见（应该说采取这种公开性的做法较之过去是一个进步）公布后，我倒是耐心研读了这份洋洋数万言的纲要。但是，除了一些具体的数字和华丽的辞藻外，看不出有什么新的改革思路，倒让我新添了许多疑虑。那么，这个规划纲要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呢？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规划纲要呢？为此，仅提出以下几点质疑：

一、历史的经验教训未能坦诚面对。制定一个好的规划，必须从问题出发，总结过去的教训，敢于面对工作中的错误或失误。可是，教育部既没有对民众的大量批评作正面回答，也没有吸取过去10年制定和执行规划的教训。在规划纲要的序言中，仅仅用了180个字概括教育工作中的问题，而且是轻描淡写的，如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内容方法比较陈旧、素质教育推进困难、学校办学活力不足、教育体制机制不活……总之，凡是涉及根本问题，教育部一律回避。像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抓改革，最大的障碍是没有放权，最大的问题是大学扩招、大学合并、学风浮夸、教学假评估、学术造假，这样的严重问题只字不提，当然更谈不上虚心检讨了。历史证明，凡不认真总结和吸取教训的人，是不可能彻底纠正错误，继续前进的。

二、总体战略中没有战略。战略一词，在规划纲要中屡屡出现，不仅规划中冠以总体战略、战略目标、战略主题，甚至规划制定的11个专题组也都冠以战略小组。可见教育部领导人对战略“情有独钟”。可是，究竟什么是战略，规划制定人员似乎根本没有弄明白。按照世界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的说法，“战略不是目标，而是方法”，“是选择什么样的做法可以使你与众不同、独一无二”。什么是教育的战略？毫无疑问，改革才是真正的战略，唯有改革才能调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取得与众不同和独一无二的成就。我国30多年来取得的成就，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开放总战略正确性的证明。

也许，规划人员会说，在规划纲要的第三部分专门讲体制改革，甚至不惜用了六章的篇幅论述改革……可是规划纲要并没有把改革提到总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而且，在这六章中，并没有一章讲领导体制改革，这不能不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试问：教育部自身不改革，一个没有革新精神的教育部，又怎能领导全国的教育改革呢？

三、教育方针被随意修改添加。1957年毛泽东提出的我国教育方针是：“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可是，在拨乱反正以后，不知为什么不再提这个方针了，代之而起的是各式各样的提法，如四育（德、智、体、劳）说，五育（德、智、体、美、劳）说，六育（德、智、技、群、美、体）说等。一个权威的教育方针，应是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提出的、符合教育科学的方针或是由立法机构制定的教育方针。1995年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其中总纲第五条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以立法的形式，正式颁布的我国教育方针，是权威的教育方针，如果需要修改，必须由立法机构重新颁布教育方针修订案，随意添加是违法的。可是，在这个规划纲要中，却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通过对比发现，不仅字句表述不同，而且还增加了一句“为人民服务”，这纯粹是多此一举，难道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不包括人民在内吗？更为严重的是，规划纲要小组，完全没有权力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他们既不懂教育方针，又没有法制观念。由此，人们有理由怀疑，由他们制定的这个规划纲要，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得到落实。

四、工作方针不当。在规划纲要第一部分中，提出的工作方针是20个字，即“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工作方针体现了规划纲要的指导思想。值得指出的是，规划纲要继续把发展放在优先的地位，而不是把改革放在首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在过去10年中，就是因为“大跃进”式的发展，带来了高等教育一系列严重问题。本来制定新的10年规划纲要，应当以改革为中心，通过调整，理顺各方面的关系，逐步使我国高等教育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看来，教育部没有吸取以往冒进的错误，而是继续把发展放在优先的地位，规定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这是盲目追求“教育GDP”的表现。

五、没有突出重点。在这个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要抓“改革的试点”，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历数了10个改革试点以后，人们不无遗憾地说，这又是一个面面俱到的试点方案。钱学森先生2005年7月29日向温家宝总理提出：“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去办学”，直到钱老逝世，他的建言仍没有落实，以至于留下了一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难题。如果抓改革，首先就要抓“大学创新教学模式”的试点，可是规划纲要中并没有重视这个重大问题。此外，诸如大学校长遴选的试点、大学通识教育的试点、大学自主招生的试点等，都没有列入试点，实有遗珠之憾。

六、继续沿用工程思维的旧习。在过去10年中，教育部制定了10多个教育工程，这是以计划经济思维指导教育工作，明显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这些工程执行得怎么样呢？人们没有看到教育部的评估，恐怕大多数都是不了了之的“烂尾工程”。这次制定规划纲要，不仅没有摒弃计划思维模式，反而又提出了7大工程，在工程中又套进了若干工程，如在“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工程”中，又包含着许多工程、计划或基地建设等。在所谓的7大工程中，有一些并不是特别重要，也不一定需要教育部出面来抓，显然教育部是“为工程而工程”。

七、“变法不变人”。这次规划纲要的制定者，主要是教育部的政策研究室、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和教育部各司局的负责人。不难想象，教育部过去那些规划和教育工程，也都是出自这些人之手。我想起了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一句话，他说：“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矣。”既然规划纲要制定者还是原来那批人，怎么可能由他们制定出一个有改革精神的规划纲要呢？一位教育评论家，专门把这次规划纲要与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作了对比，他无奈地发现，现在的改革目标在17年前都提出过，甚至文风都雷同，诸如什么“探索”、“逐步”、“工程”、“注重”、“树立”、“自主”、“完善”，等等。

八、缺乏相应的对比方案。制定规划纲要应当有不同的对比方案，甚至允许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提出方案。没有比较，就不能择优取舍。正如李锐先生所言：现在搞规划是“皇帝选妃子，只送一个，不要也得要。”同时，这个规划纲要仍然是闭门造车，尽管参加调查人员众多，但却没有邀请富有改革精神的教育工作者和新闻界人士参加，甚至连听听他们意见的机会也不给，这能做到兼听则明吗？因此，教育部沾沾自喜的5000条建议、40遍修改和210多万条网帖，不如钱学森先生一条建言；1000多人的调查，甚至不如听一听一个真正改革者的一席肺腑之言。从创造学上讲，任何发明创造最初都是源于个人的创意，而绝不是靠搞群众运动或人海战术所能奏效的。

本来，规划纲要第二轮公布时，正是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开会期间，可令人奇怪的是，规划纲要竟然未能成为议论的中心，媒体相关的报道寥寥无几。这说明，人们已经厌倦了，对这个规划纲要已不抱太大的期望。尽管如此，规划纲要是一定会按时批准颁布执行的，因为民意在这方面是不起作用的。

这个规划纲要究竟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效呢？我们不知道，也许需要等到10年后才能作出评估。但是，从教育部过去的种种表现，不难预见这个规划纲要又将是一副安慰剂。我宁愿自己的预言是错误的，但愿以上所言对教育领导部门起到警示作用，唤醒它们的良知和智慧，希望它们不要再一次让全国人民失望！

2010年第五期封面

适值《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纲要》征询意见稿新鲜出炉，恰逢光谷“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进入国家战略，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科教事业迎来了一个面向世界面向 未来的全新的机遇。在枫叶教育创办15周年之际，三年前落地光谷的武汉枫叶国际学校也开花结果。

由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教育局和中国枫叶教育集团主办，武汉枫叶 国际学校承办的首届以“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实践的成功结合”为主题的首届“枫叶教育论坛”于4月9日成功举行。300多位各级领导、中外专家、中小学校长和学生家长等特约嘉宾出席了论坛。

著名教育家、 化学家、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做了题为《教育解放的一个成功典型》的主题演讲，从人性的解放、个性的解 放、好奇心的解放、志趣的解放、智慧的解放、创造潜力的解放等方面着力阐释了教育解放。并且特别强调：“武汉枫叶国际学校就是在这种教育全球化视野下诞生 是一所新型学校，她就充分体现了教育资源共享、经验互鉴、人员交流和合作研究的精神。因此，武汉枫叶国际学校是教育全球化视野的一个典型，也实施教育解放 的一个成功典型。”同时，依此观点，他认为：“武汉枫叶国际学校创办3年了，他们已经取得某些成功的经验，我以为主要是三点：一是 改革了升学的办法，宣布不参加全国统一高考，从而解放了该校的高中毕业生；二是双语教学，不仅掌握了两种语言，而且还学习了东西方两种文化和两种思维方 式；三是实施优化教育，不仅课程和教学方法要求优化，而且管理制度、服务和团队合作机制也要优化，从而培养优化素质的人才。武汉枫叶国际学校，从中国的实 际出发，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我国基础学校教育的办法。这些经验是值得借鉴的，希望以它们的经验推动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从一个学校的解放逐步地使更多的学校 和学生得到真正的解放！”

相关链接

首届武汉枫叶教育论坛在光谷成功举办

国际教育本土实践 枫叶论坛江城开讲